西格尔提出了奴隶的两分法：一种是被严厉对待的动产奴隶，另一种是与其对应的生活状态更温和的奴隶。后者与亲属组织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奴隶是作为一个人和大家庭的一份子。

家庭奴隶的概念

西格尔使用“家庭奴隶”来描述这种现象。英-埃共管时期的英国管理者最早使用“家庭奴隶”这一术语，以掩盖奴隶使用中更为残忍以及严酷的一面，以便减轻英国公众的废奴情绪。政府资料中常用“家庭奴隶”表示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形式，与美洲种植园奴隶制的黑暗残酷以区别开。把所有伊斯兰社会的奴隶称为“家庭奴隶”，正如反奴隶制协会在这封信中所做的那样，假定并暗示伊斯兰社会确实实现了《古兰经》中对奴隶温和的待遇要求。

但是，在使用“家庭奴隶”这个术语时，对苏丹奴隶主对奴隶持有相对的仁慈态度，也不意味着暗示奴隶所经历的相对的权利或自由。相反，它只是在语境中指与奴隶主家庭有关联的奴隶，例如从妾到船夫，从木匠到警卫，各种各样的角色以及广泛的服务范围。并且以区别于森纳尔和达尔富尔的丰吉和凯拉王朝的军事奴隶，即奴隶在军队中的大规模合并，以及精英行政奴隶。

奴隶在家庭中的广泛使用

随着《公约》的签订，苏丹国内囤积了大量的奴隶，奴隶持有模式发生转变，由于奴隶供应的增加，农民和游牧民族等其他群体开始拥有奴隶。苏丹国内奴隶从事的工作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室内外工作。可能一些奴隶仅需做些简单的家务活，或从事需要技能和培训的工艺和职业，但多数人却在从事着相当艰苦的工作。

男女奴隶的劳动分工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奴隶只负责家政工作，即使马厩或园艺这种轻松的工作也无需负责。美国游客贝亚德·泰勒描述阿尔巴尼亚军事总督柏柏尔家里端咖啡奴隶：“浓蓝连衣裙”的年轻人。“吃饭时间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过程及其繁琐。一个奴隶首先给我们每人一张餐巾纸接着是另一个奴隶拿着一个大口铜壶和水罐帮我们洗手，随后其他奴隶摆上精美的食物。”

他们描述的是上层阶级中的奴役，大概仅包括提供茶点、开门和招待客人等与“家庭成员”地位相一致的服务。但是这些所描绘的土-埃时期国内奴隶的画面绝不能用来形容苏丹的多数奴隶，很少有家庭奴隶生活在这样的富裕家庭中。

奴隶大多从事繁重的农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农业奴隶的增长归因于农业的发展——土埃政府鼓励在苏丹北方河滨地区发展经济作物，如靛蓝、棉花等。19世纪中叶以后，苏丹北方河滨地区的奴隶劳动几乎完全取代了自由劳动。奴隶们需要管理菜园以及使用萨奇亚来灌溉小麦、高粱等农作物。

在1820年之前，在尼罗河交汇处北方地区，自由耕种者占主导地位，而奴隶的农业使用仅限于较富裕的阶层，鲁佩尔估计沃迪哈勒法和第四大瀑布之间的奴隶数量约为4500人。到1820年，奴隶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斯伯丁写道：19世纪末期的整个苏丹北方，农业的所有工作都是由奴隶完成的，奴隶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农业奴隶迅速蔓延。除此之外，奴隶还要照料牲畜。泰勒记录一个同时从事耕种和放牧的家庭时这样说道：“男性奴隶在耕地种中负责灌溉，儿童奴隶负责照顾黑山羊群，女性奴隶则负责奶牛的饮水等问题。”许多奴隶属于游牧民族，如巴卡拉阿拉伯人。然而，奴隶并不喜欢在牧羊人这样的群体家庭中生活。据一个奴隶贩子的儿子尤尼斯·比迪斯的说法，奴隶更喜欢为“城镇家庭”工作，因为放牧地区太偏远而且工作很无聊。

此外，在家庭环境中工作的大多数奴隶实际上是妇女。妇女是奴隶劳动力的主体，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奴隶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她们帮助奴隶主建立完整的家庭。

自由人的合法妻子的数量限制在四个以内，但可以拥有他能负担起的无限量的妾。妾生下来的孩子身份是自由人，通常与其他后代享有同等的地位。年轻女孩奴隶，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女性奴隶，在交易市场上价格最高，她们多数会成为主人的妾。

女性奴隶在农村与城市做着差别很大的工作。在城市，女奴主要用于家庭服务，通常还包括为客人提供性服务。喀土穆的妇女奴隶被许多欧洲居民当作妾。其中一些妇女在基督教传教团中找到了庇护所，皈依了基督教。除此之外，女性奴隶还因生育能力而被重视。

而农村的女性奴隶做的家务活大部分则都是艰辛的，比如她们需碾碎做一天面包所需的谷物、煮熟饭菜、提饮用水以及照顾主人的孩子。有些奴隶还凭借其技能工作。伯克哈特在其旅行记录中提到有着各种熟练技能的奴隶工人：他们（指奴隶）在穿越沙漠的跋涉中充当着旅行队的助手。

因为他们了解这片土地，知道去往目的地的路线。同时，他们会说的各种语言可以极大地帮助商队顺利穿越沿途中的国家，他们拥有的语言能力是旅行者、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经常需要的技能。除此之外，奴隶还了解骆驼的需要以及怎样引领骆驼，他们还做着挑水煮饭的工作。这些能力足以让奴隶成为商队的优秀助手和搬运工。莉南特·德·贝勒方兹在旅行中，曾租一名希鲁克奴隶翻译陪同他进入希鲁克领土。

妇女也通过培训获得技能，正如伯克哈特所说，“在栋古拉当过厨师学徒的女奴隶，被商人热切地寻找，因为她们是最好的厨师和仆人。”达尔富尔的精英们也青睐于技艺高超的奴隶厨师，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制作出给贵宾留下深刻印象的奢华招待是至关重要的。奴隶工作不仅涉及造船和翻译，还涉及打井、建造棚屋、制作棉布等等。一些奴隶妇女，即使在比较轻松的时候，也会忙于编织精美的篮子和托盘。

从森纳尔到喀土穆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这些产品的销售情况。很明显，奴隶的各种能力对奴隶主来说是一种财富。奴隶还被大规模的征用在工业等生产领域。19世纪中叶开始有人购买奴隶为工厂劳动。在苏丹北方旅行的理查德·莱普修斯博士对这种工厂活动进行了记录：一个叫鲍尔的德国人在卡姆林附近建立了一家肥皂和白兰地酒工厂，儿童和成人奴隶构成其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理查德还提到了塔玛尼埃附近的一家靛蓝工厂，这家工厂由艾哈迈德·帕夏所有，这个靛蓝工厂很大，有五六百个成年男性奴隶在其中工作。到了早期的英-埃共管时期，小型工厂已经开始运作。记者卡彭特记录了欧姆杜尔曼的一家工厂，在工厂里，黑皮肤的女性奴隶在泥房里轧棉和纺纱，而男人和男孩们则在后面的一些小屋里，用织布机将轧好的棉花编织成精细的棉布。

奴隶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进行着繁杂不一的工作——在船上、在工厂里、在简陋的房子里等等。奴隶的主人代表了社会经济各阶层的人，由此奴隶工作的强度也各不相同：在喀土穆一个穿着考究的仆人可能每天只需要给帕夏送几次咖啡，但科尔多凡的年轻女奴，则每天都要磨粮食、打水、照顾孩子，大汗淋漓的干着各种繁重的工作。苏丹家庭奴隶的工作差异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