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红军如何保护遵义图书文物？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后，主力部队在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大片区域进行短暂休整，一方面进行北上抗日的革命宣传，另一方面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革命活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徐特立，又当选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他不仅敬重有德才、有学问的人士，与他们结交，而且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包括书籍、文物也特别进行保护。徐特立说：“人的知识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字之书，一个是无字之书。能够将这两本书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的人，不是圣人就是贤才。”

遵义市图书馆展出的古籍《续修遵义府志》（记者 王鸿/摄）

一天，当徐特立听说赵乃康是《续遵义府志》的总撰之一，知道红军进入了遵义城，他们全家人仍然留住城内时，便萌生了前往赵乃康家里拜访的念头。徐特立对赵乃康说：“苏维埃政府将在遵义建立一个大型图书馆，图书馆设在遵义府学，希望赵先生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勇挑重担啊。”徐特立还说：“当下文化工作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把战争动乱中散乱的书籍及文物收集起来，妥善保存。”赵乃康对徐特立的真知灼见大为折服，对他的嘱咐当即答应一定照办。晚餐时，赵乃康还诚恳邀请徐特立吃餐便饭再交流交流，徐特立欣然接受。

那餐饭，那杯酒，那席话，给二位文化名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有一天，徐特立漫步老城街头，猛然间看见一座民房的堂屋里火光闪闪，疾步走进去一看，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正抱着几大捆图书，当作柴火在那里烧火取暖。一贯慈祥和蔼的徐特立见此场景非常生气，他迅速制止他们的行为。其中一位战士说：“这些‘老古董’保存起来有什么用啊？”徐特立平静下来坐在他们身边，慢慢说道：“怎么没有用？我们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保护好当地的书籍和文物。因为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很多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几个战士在徐特立的耐心教育下，这才把书籍放回了原处。这次烧书，引起了徐特立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城内单位和个人的主要藏书都打上封条，封存了起来，并把其他分散的图书集中起来，堆放到遵义府学的库房，请赵乃康代为管理。徐特立还建议红军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官兵，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严禁损坏书籍及文物。从此，在长征前进道路上的宣传标语中又出现了醒目的类似“请爱护书籍”的标语。

一天，徐特立路过一户人家，只见大门敞开、院内遍地是书。他走进去一看，在书堆中发现有《古逸丛书》《巢经巢诗文集》及《二十四史》等书籍。徐特立惊喜地拿着《古逸丛书》对陪同他的同志说：“我读书的时候，要二两银子才能买到一本呢。”他还介绍说：“清光绪初年，遵义人黎庶昌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和著名金石学家、版本学家杨守敬共同收购了不少流失在日本的中国书籍，其中不少是孤本。回国后，黎庶昌先生又选出一部分编为《古逸丛书》，由金陵书局刊行，曾引起国内外学者和藏书家的震动。”徐特立对黎庶昌爱护祖国文物的精神十分敬佩，并谆谆告诫周围的其他同志，一定要把书籍好好保存起来。徐特立当即请人把这些书籍搬到了遵义府学去封存，依然由赵乃康代为管理。

在遵义会议会址的朱德、康克清住室的墙壁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保卫书籍 不要乱拿”。（资料图片）

徐特立为什么如此信任和仰仗赵乃康呢？

原来，赵乃康名恺，自号牂北生，又自称平叟，与礼部主事、安顺人杨恩元共同担任《续遵义府志》的总撰工作。《续遵义府志》是民国时期贵州省唯一修成刊行的府志，共35卷，上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下迄宣统三年（1911年）,让清朝晚期近70年的地方资料有史可稽。不仅如此，赵乃康一生极为崇拜西南巨儒郑珍，对阐扬郑学不遗余力。1935年1月，徐特立在赵乃康的家里当面称赞编写《遵义府志》的郑珍、莫友芝两位先生有学问，对抢救遵义历史文化遗产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还高度评价赵乃康是继郑、莫之后为遵义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的文化人。徐特立说：“遵义的图书多，这些图书是很珍贵的。”他诚恳地建议赵乃康把战时散乱的书籍收集起来，妥善保存。

赵乃康没有辜负徐特立的厚望，较好地抢救保护了大量书籍和文物。

徐特立交办后，赵乃康立即召集人员到有关人家去抢救、收集各种珍贵书籍及文物，集中到遵义府学后仓保管。因此，赵乃康及李筱荃、李维伯、杨干之等遵义文化名流家里的藏书，后来都得以妥善保存在遵义图书馆里。

杨干之先生致力于郑珍诗笺注释，他搜集的藏书甚多。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负面宣传，杨干之匆忙离家去了乡下，家里的门户大开，书籍散乱。徐特立知道此事后，立即与赵乃康商量保护事宜。赵乃康立即安排人员随徐特立至杨宅逐一封存，搬运至遵义府学保管。

赵乃康完成任务后，在呈徐特立的诗里记录了保护书籍与文物的事情。赵乃康盛赞徐特立对遵义藏书保护工作的关怀、指导和功劳：“军中忙无暇，积极救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

来源：遵义市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鱼水情深：遵义红色故事》

编辑：甘露瑶